首先要确定偷懒的定义。偷懒应该是这样定义的，他（她）没有在正常情况下尽自己劳动能力进行劳动。例如，有两个劳动者甲和乙，甲一个小时能搬运200公斤的物品，乙一个小时能搬运100公斤物品，这说明甲与乙在劳动能力上存在差异，如果甲和乙都按照各自劳动能力劳动，这种行为就不是偷懒。而甲干活时一个小时只搬运100公斤，乙却依然按照他的劳动能力一个小时搬运了100公斤，甲的行为就叫偷懒行为。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偷懒行为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成因较复杂，最主要的原因是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报酬之间的矛盾所形成的，而劳动和劳动报酬之间矛盾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即老板通过资本与劳动力交换进行商品生产，老板以剩余价值方式榨取了工人的劳动所产生的，也就是说工人偷懒行为产生的根源是劳资之间矛盾引起的。很多工人认为自己劳动量越多，给老板创造的剩余价值也越多，工人们“磨洋工”是抵抗这种剥削的一种方式。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例如有的工厂老板雇佣的管理人员有些是自己亲戚，这些亲戚干很少的活或劳动质量很差，这些人依然能够拿到比其他人更高的薪酬和奖金，这样，其他员工认为这样不公平而产生偷懒行为。又例如老板按照管理级别发放工资，工资级差很大，中高层管理人员拿的报酬很高，普通一线员工拿得劳动报酬很低，而这种分配关系就造成了公司高管及中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较高，而一线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很低，由此产生偷懒行为。后面所举案例，归根结底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老板任用亲戚所产生的特权现象，只是表明了老板与老板亲戚共同代表资方，工人与老板亲戚的矛盾依然是劳资之间的矛盾。后一个案例说明，老板提高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其目的是把中高层管理人员拉入资方阵营，让中高层管理人员更好地为老板卖命，让管理人员站在资方立场管理监督工人劳动，员工与中高层管理人员所产生的矛盾，是劳资矛盾的延伸。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采取什么手段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呢？重要的一点是资本家拿出部分利润分配给工人，以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这样就可以提高工人的总劳动，虽然资本家的利润率有所降低，但是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却在不断增加，这就是所谓的“劳资两利”。最常见的方式是奖金制度，任务完成好的员工有各种奖金，如超产奖、质量奖、出勤奖等，以此能够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当然资本家对管理制度也会改革，老板对有亲戚关系的管理人员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以减少劳资矛盾引发的不必要的摩擦。还有一种方式是给有特殊贡献的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公司股权和廉价股票期权，以提高“关键”人员的积极性，让这些“关键”人员对工厂有归属感。股份制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企业发行股票，让员工来认购持有，这种股份制企业，股东构成比较分散，绝大部分股份由员工持有，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最大股东是企业工会，这就是早期的
“大锅饭”制度。“大锅饭”制度不是养懒汉，而是为提高劳动者积极性而形成的一种制度。
由以上分析我们就能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家调动工人劳动积极性引发出“大锅饭”制度的产生，如今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已经走到了工人要彻底持掌握社会生产资料，冲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束缚的十字路口。共产主义革命具备了发生的物质条件。如果工人全部接管了工厂，生产什么、怎么生产和产品分配将由全体工人说了算，那么工人积极性就会空前提高，资本主义所谓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将得到彻底解决，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将空前提高。这就是属于全体普通劳动者的“大锅饭”制度，这种“大锅饭”制度是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进步。
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关系遵循着“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即每个劳动者按他的劳动量多少分配消费品。有些地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社会产品远远能够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及各种日常消费需求时，这些地区就可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此时劳动已不再成为人们生存的负担，而变成了人们的兴趣，成为生活的需要。
“大锅饭养懒汉”这个说法是1976年走资派政变后复辟资本主义时提出来的，它是走资派们准备实施分掉集体所有制财产，霸占鲸吞全民所有制财产，为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而提出的谎言。那么当时社会是不是存在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是不是普遍的现象？笔者所了解的答案是：当时有这个现象，但不是普遍现象，而是个别现象。
中国在“大锅饭”制度下，劳动者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中国只用了28年时间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400年经济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后所实施的政策，从根本上解决工厂和合作社属于谁的问题，工厂是属于工人的，合作社是属于全体合作社社员的，工人和社员是工厂和合作社的主人公，工人和社员在计划、生产、科研、管理和产品分配上有着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广泛的民主权利。此外，文化大革命就是群众对官员和管理者进行民主监督的群众运动，毛泽东时代的绝大部分干部公正廉洁，他们不敢有贪污腐化的行为。这样，普通员工社会主义的劳动积极性就比资本主义社会高很多，劳动者成为劳动模范是很光荣的事情，像雷锋、欧阳海、王进喜、陈永贵、倪志福、吴桂贤等一大批劳模层出不穷，正因为当时普通员工广泛存在着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中国在不到28年的时间就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农业上依靠集体的力量，大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大搞农业科研，在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极少的恶劣环境下彻底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当然我们也看到，文化革命后期，有些工人或合作社社员存在偷懒现象，产生这种现象，不是“大锅饭”制度的引起的，而另有其他原因。文革后期，一些单位资产阶级思潮回潮，个别工厂或机关单位的干部起不到模范带头作用，而是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这样就挫伤了这个单位普通职工的劳动积极性，由此引发偷懒现象。为什么有的干部会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是由于在当时社会没有消灭商品生产，商品的价值规律在社会上发挥着作用，对人们的观念产生影响。另一个原因是无产阶级政权中依然保留了官僚等级制。个别领导干部认为，自己的劳动付出比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付出大得多，理应享受比工人更高的待遇，就产生了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想法。社会上存在的官僚等级制度，很多单位的领导在管理上有较多权利，这样就为个别领导谋取私利提供方便之门，当领导干部把谋取私利的想法变成了行动后，就会严重挫伤普通员工的劳动积极性。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需要广大劳动者在共产主义革命中确立在经济上消灭商品生产，劳动者生产出的产品直接进行消费或积累，消除价值规律对人们的影响；在政治上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实行巴黎公社政权形式，以公社为基础，逐步形成公社联合体，彻底消灭等级制度。只有这样做，“大锅饭”制度才能得到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