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本书作者所说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追根溯源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当时资本的表现形式为国家资本。国家资本的代言人是官僚阶级，即书中描述的“红色技术官僚阶级。官僚阶级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红色部分为编者点评。】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安舟(Joel Andreas)的《红色工程师的崛起》一书，通过对作为精英摇篮的清华大学校史的研究，深入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新的不平等如何产生。该书中译本近日首次面世，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平等、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解放后，中国的革命者们不仅致力于消除经济上的不平等，而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教育革命，以防止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产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基于私人财产的阶级等级被消灭了，但另一方面，一个新的红色技术官僚阶级出现了。这一阶级同时拥有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取代了旧的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并与劳动者之间形成了新的阶级不平等。
【总论“红色技术官僚阶级”出现了，这一阶级同时拥有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取代了旧的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从下面叙述中，作者并未把“红色技术官僚阶级”的产生说清楚。正如马克思所说，阶级是同一定历史阶段生产方式相联系，阶级是当时社会生产方式下分工的产物。无产阶级不找到阶级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异只是一句空话。】
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消除阶级差别的努力最终失败了?红色技术官僚阶级是如何在中国崛起的?这是《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崛起》一书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我们搞共产主义，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后怎么还会不断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红色技术官僚阶级”？这个问题，今天的每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须做出认真地回答。】
该书的作者安舟(Joel Andreas)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也是美国新左派最为活跃的学者之一。从1997到2001年，他在清华一共进行了20个月的调查，收集了近100个深入访谈，也回顾了校史、回忆录等资料。清华大学是中国红色技术官僚的摇篮之一，也是教育革命、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的重要地点。因此，对清华大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时期的激进运动和阶级关系的变迁。
【对清华大学社会的研究，只能是从上层建筑领域对“红色技术官僚阶级”研究，这些研究必须追根溯源到当时的生产方式上。】
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再生产
安舟借鉴了布迪厄的理论框架，分析了“经济资本”(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动员资源的能力)，“文化资本”(通过教育和专业技能动员资源的能力)和“政治资本”(通过党员/官员身份动员资源的能力)在塑造阶级权力中的角色。作者指出，解放后，中国实现了土地和工厂的国有化和集体所有制，从而消解了旧有的占有“经济资本”的剥削阶级(如资本家和地主)。
【本段总体概述了新中国从旧社会“经济资本”的消解，“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起兴，从而产生“红色技术官僚阶级”，视乎找到了新中国产生“红色技术官僚阶级”的本源，然而并非如此。首先，这三种“资本”描述都不符合马克思对资本论述。资本首先表为商品或货币（物化劳动），它通过购买劳动力进行商品生产从而产生了价值的增殖，此时它（物化劳动）就成为了资本。从马克思对资本描述中可以看出，资本形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而作者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归结为一种能力，即占有生产资料的能力，或通过教育和专业技能动员资源的能力，以及通过党员/官员身份动员资源的能力。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人是怎么获得这种占有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的能力呢？他们又依靠什么途径获得占有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的能力呢？其实，我们通过分析当时的生产方式就能找到答案。当时的生产依然是商品生产，当时的商品生产依然产生价值的增殖，所有的物化劳动（包括土地、生产工具、知识产权等）都集中国家体制，行使国家权力的人由红色官僚和知识精英组成，由这些人来组织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制定商品价格并控制商品的流通。这些人自然成为资本的代言人。当时虽然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名义上实行了集体和全民说有，而各级官员和技术干部掌握了商品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商品的占有权事实上有这些人占有，所谓“公有制”名存实亡。而作者所说的“文化资本”，只是知识精英占有了知识产权（也是一种物化劳动)的具体表现，而作者所说的“政治资本”，只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功臣”建立一套完整的等级制的国家机器，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后，这些人以有计划的商品生产为基础，顺理成章成为国家资本的代理人。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红色官僚，他们都是通过掌握国家机器，从而成为国家资本的代言人的】
但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并没有完全消除阶级的不平等[主席八届十中全会讲话，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完成后，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敏锐地发现【是毛主席发现的，其他官僚由于自身就是官僚阶级，让这些人发现很难。】，旧有的文化精英通过占有“文化资本”实现了阶级优势的固化。例如，从1952年到1965年，清华大学的大部分学生都来自知识分子家庭。除了旧有的文化精英的延续外，占有“政治资本”的中国的共产党员也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特权阶级。由于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党员的手上，工人农民在决策过程中没有发言权，导致官僚化的问题日益严重。因此，旧的文化精英和新的政治精英利用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制造了新的阶级不平等现象【这段话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革命者建立的是一个旧式的国家机器。】
同时，随着“又红又专”政策的推行，旧的文化精英和新的政治精英开始融合。一方面，旧的文化精英开始加入党组织，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安舟的研究显示，在1950至1960年代，大量的文化精英被招募为党员。例如，1965年，党员在清华教师中覆盖率已经达到50.8%;而当年清华的校企工人中，只有15%是党员。此外，政治精英的子女更有机会进入重点高中和大学就读，从而获得文化资本，并实现精英的代际生产。例如，清华附中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党员和干部的子女。因此，教育和政治系统成为了再生产精英的机制，形成了新的阶级不平等。
【这些数字证明，国家资本在不断地生产出来，必然不断生产出更加强大的官僚阶级。】
教育革命：减少文化资本的不平等
为了消除文化资本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在大跃进时期，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革命。首先，为了让工人和农民子女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本，中国建立了普遍的小学和中学教育体系。在1966年之前，只有不到一半的学龄儿童完成小学学业，完成初中和高中学业的比率分别只有15%和3%。到1976年，基本上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读完小学，超过三分之二的青少年读完初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读完高中。基础教育的普及让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的孩子(特别是女孩)有受到教育的机会.
在高等教育方面，清华开始采取群众推荐的方式让农民和工人子弟进入大学课堂。其次，清华开始强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在大跃进时期，清华师生积极参与了45个县和150个单位的工业项目。此外，清华的师生还开始定期参加体力劳动。从1957年的秋天开始，师生们开始帮学校附近的公社收割庄稼。这一系列的教育革命推动了文化资本向农民和工人子弟流动。比如，从1952年到1964年，入读清华大学的学生中，来自农民和工人家庭的学生比重从14%上升到44%。同时，这些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文化精英脱离群众和生产的情况。
【大跃进和文革初期是对官僚阶级一次冲击，但均以失败告终！】
政治运动：改造政治精英
此外，为了解决官僚化的问题，中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制度实验。在文革的初期，学生造反派组织“井冈山”一度占领了清华校园。这一组织主要由来自农民和工人家庭的学生组成，他们猛烈抨击了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并要求建立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并增加学生对校园事务的管理。在1968年夏天，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开始进驻清华校园，并接管学校事务。工宣队主要由工人和军人组成，其领导是毛泽东身边的中共中央警卫部队干部。在工宣部的领导下，工宣部代表、学生和教师组成了“三结合小组”。在这一组织框架下，学生和工人在校园事务中的参与度明显提高了。例如，学生可以和教师一起讨论制定教学计划;校企工人在清华的地位提高，他们的意见也得到重视。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教师-学生，党员-非党员，知识分子-工厂工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得到了一定的平衡。此外，高考制度被废除，大学师生被送往工厂和农村进行劳动和再教育，这些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子女向上流动的途径。
【文化革命的这些措施只是调和一下官僚阶级与广大劳动者阶级的矛盾，但这种调和是有限的，不稳定的。官僚阶级的统治地位并未有任何动摇。为什么？旧的国家机器还在！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官僚阶级的阶级统治还在不断加强！】
但是，安舟的研究也指出工宣队所推动的“造反运动”存在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工宣队领导本身不受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政治权力仍然集中在少数几名工宣队领导人的手上。尽管清华学生和工人被鼓励去批评官僚主义，他们也被要求听命、顺从于新的领导者(工宣队)。在这一权力关系中，造反精神被扭曲。在文革早期，造反意味着反对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权威。而在1968年之后，清华校园出现了“奉承式造反”的现象，即部分学生和工人为了取得工宣队领导的认可，而成为“口头激进派”。此外，造反运动的内容也发生改变。在文革初期，反对官僚主义和政治精英是运动的核心内容。但是，由于工宣队领导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威，因此将运动重点放在批斗旧的文化精英(特别是大学教师)，而不是政治精英和领导者。在此背景下，与早期文革时候的情况相比，学生对工宣队领导的政治运动明显缺乏热情。工宣队一般是通过行政系统命令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和斗争会，大字报的内容也是提前精心安排的，读毛选等活动也出现了仪式化和空洞化的情况。学生们出于政治压力，不得不表现的很积极，否则会被批评政治不正确。
【由于旧的国家机器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在,清华的工宣队必然成为新版的官僚阶级，新版的官僚阶级必然与底层教职工对立。】
因此，安舟认为文革后期的政治运动不仅缺乏群众自下而上的热情，也缺乏来自党内的支持，是注定要走向失败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全解决阶级分化的问题，反而促成了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同盟，他们一致反对激进的社会运动和平等主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红色技术官僚成为了中国政坛的主角。同时，随着市场化改革，经济精英再次形成，他们与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相互融合，再次取代工农阶级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巨大的阶级差异和不平等在中国再一次形成了。
【正如作者所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全解决阶级分化的问题，反而促成了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同盟”，无产阶级不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巴黎公社政权，无产阶级消灭商品生产方式，代之以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无产阶级将无法解放自己。】
参考文献：
Andreas, J. (2009).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青草。来源：土逗公社）